特朗普政府司法部在六个月内关闭超2.3万起刑事案件 重点转向移民执法
美国司法部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前六个月,以创纪录的速度关闭了超过23,000起刑事调查案件,同时将执法资源大规模转向移民执法,引发法律界和前检察官对司法独立性与执法优先事项的广泛质疑。
根据ProPublica对司法部数据的分析,2025年2月至7月期间,司法部关闭的案件数量远超以往任何新政府上任初期的水平。其中,2025年2月单月关闭案件近11,000起,创自2004年以来月度新高。这些案件包括已调查多年的毒品、恐怖主义、劳工腐败、联邦项目欺诈等重大案件,部分由联邦调查局(FBI)和缉毒局(DEA)长期追踪。
司法部关闭案件的原因多被标注为“优先分配联邦资源和利益”,但该表述在实际执法中引发争议。例如,尽管政府强调打击联邦福利项目欺诈,但司法部在同期关闭了900多起联邦项目或采购欺诈案件,是拜登政府同期的两倍以上。同时,超过1,000起恐怖主义相关案件被放弃,其中涉及国内恐怖主义和外国恐怖组织支持的案件亦被大量关闭。
前检察官约瑟夫·杰尔瓦西(Joseph Gerbasi)表示,其团队在打击印度和中国芬太尼原料供应链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新任司法部长上台后,被命令转向调查委内瑞拉“特伦德阿瓜拉”(Tren de Aragua)犯罪组织,后者被政府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但实际影响力远小于传统毒品集团。
此外,司法部在劳工领域关闭了60多起工会腐败和劳工敲诈案,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同期的2.5倍,其中近半数来自新泽西州检察官办公室。该办公室此前以严厉打击工会腐败着称,但现任部门负责人未对此作出评论。
在反垄断领域,司法部反垄断司在邦迪上任六个月内关闭了40多起案件,是过去三届新政府同期平均数的两倍以上。在环保执法方面,关闭的环境犯罪案件数量是拜登政府同期的三倍,且部分案件被直接以“资源优先”为由终止。
尽管关闭大量案件,司法部声称在2025年仍起诉了更多欺诈案,且涉案金额更大。同时,其在移民执法方面表现激进,前六个月内新增32,000起移民案件,较拜登政府同期增长近三倍,较特朗普第一任期增长15%。
司法部回应称,关闭案件是为“清理、修复和验证”数据系统,以便更高效管理案件。但前检察官迈克尔·戈登(Michael Gordon)指出,这种“数据速报”要求频繁,常用于“为政治宣传制造数据支持”,而非基于调查实际进展。他本人于2025年6月被解雇,并已提起诉讼,指控其终止系政治动机。
司法部未对多名前检察官的指控作出回应,亦未披露被关闭案件的具体类型。ProPublica获取数据来自司法部及交易记录访问中心(TRAC),该中心通过《信息自由法》请求获取相关数据。
司法部关闭案件分类统计
- 毒品案件:近5,000起,较前三届新政府平均高出45%
- 恐怖主义及国家安全:超1,300起,是过去新政府同期平均数的近两倍
- 联邦项目欺诈:900多起,是拜登政府同期的两倍
- 劳工腐败:60余起,是第一任期同期的2.5倍
- 环境保护:数量为拜登政府同期三倍
- 反垄断:40余起,为前三届政府同期平均数两倍
司法部在2025年2月发布行政命令,暂停对《外国腐败行为法案》(FCPA)的调查,并关闭25起相关案件,是前三届政府同期总和的1.5倍以上。此外,邦迪上任首日即下令审查《诊所准入自由法》(FACE Act)案件,该法禁止非法阻塞堕胎诊所和宗教场所。司法部在六个月内关闭的该类案件数量,与过去三届新政府同期总和持平。
前检察官与员工抗议
近300名司法部离职员工联名发布公开信,称特朗普司法部“用大锤”击碎了长期致力于“保护社区与法治”的工作。他们认为,当前司法部正偏离其“公正维护法律、保障国家安全、保护公民权利”的核心使命。
前检察官芭芭拉·麦克奎德(Barbara McQuade)表示,新政府调整执法重点属正常现象,但以往调整通常由地方检察官根据实际案件情况决定,而非由华盛顿高层强制推行。
司法部目前未对任何具体指控或离职员工的批评作出正式回应。相关案件数据及执法转向,已引发对美国司法独立性、执法资源分配公平性及政治干预程度的持续关注。
编辑点评
此次美国司法部大规模关闭刑事调查案件,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执法优先事项上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重构,其影响远超一般行政调整,具备显着的国际政治与制度性含义。首先,在全球治理层面,此举动摇了美国作为‘法治标杆’的形象。司法部作为国家执法核心机构,其系统性抛弃大量长期调查案件,尤其涉及恐怖主义、跨国欺诈、环境安全等关键领域,可能向其他国家传递‘执法可被政治化’的信号,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国司法独立性的信任。
其次,这一转向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对行政机构的深度渗透。司法部不仅关闭与移民执法无关的案件,更在资源分配上明显倾斜于政治性目标,如优先打击特定外国犯罪组织、暂停FCPA调查以迎合外交政策等。这种‘选择性执法’模式,可能在长期内削弱美国国内法律体系的公正性与公信力,同时为其他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提供‘政治干预司法’的负面范例。
从国际安全角度看,关闭大量国家安全与反恐案件,尤其涉及未完成的间谍活动与外国代理人调查,可能对美国自身安全构成潜在风险。而将资源集中于移民执法,虽符合国内政治议程,但在当前全球移民与边境安全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或加剧与邻国(如墨西哥、中美洲国家)的紧张关系,影响区域稳定。
长远来看,若此类做法持续,将引发对美国司法系统能否抵御行政权力侵蚀的深层担忧。这种模式若被复制,可能在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推动全球范围内‘法律工具化’趋势,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因此,本次司法部转向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事件,更是具有全球治理意义的制度性变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