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应如何推动伊朗政权更迭：专家提出战略构想

2026年3月2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直接军事打击，标志着美以与伊朗对抗进入新阶段。军事行动虽可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但难以单独促成政权更迭。美国专家塞思·D·卡普兰指出，伊朗政权具有强韧性，仅靠空袭无法实现政治变革。

卡普兰在《耶路撒冷邮报》发表文章称，1945年日本投降是空袭导致政权崩溃的特例，而非普遍规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具备吸收惩罚、强化镇压的能力。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虽造成资产损失、系统震荡，但未摧毁其政治机器。

以色列需认识到，此次军事行动将按美国时间表结束。美国总统可宣布胜利后转向国内，但以色列无法脱身。即便伊朗导弹能力短期内受挫，其重建速度可能快于外界预期，从而形成“割草”式循环，每次行动都加剧以色列经济与民用社会的承受压力，尤其若未来美国政府对伊朗态度转为不友好。

卡普兰强调，美国虽希望伊朗政权更温和，但其生存并未受伊朗直接威胁；而以色列则面临生存挑战。因此，耶路撒冷不能将政权更迭视为可外包给华盛顿的口号，而必须将其作为基于军事能力局限的战略目标。唯有德黑兰政治变革，才能永久降低威胁。

当前时机对伊朗政权而言异常脆弱，自1979年以来罕见。战争暴露其弱点，抗议活动揭示其合法性崩溃，镇压手段之残酷导致死亡人数达数万。一个依赖断网与屠杀治理的政权，正深陷合法性危机。

然而，以色列目前缺乏系统性的政治策略提升政权更迭概率。其军事能力世界领先，但政治手段落后。卡普兰认为，若能将政权更迭概率从十分之一提升至三分之一，即便代价高昂，也值得尝试，且大部分努力应保持隐蔽与间接。

他指出，只有伊朗人能推翻自身统治者，公开支持将适得其反，使抗议者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标签。因此无公开背书、无形象宣传，行动必须隐秘。

卡普兰提出三支柱战略：一是提升反对派组织能力。当前伊朗街头抗议虽激烈，但碎片化，亟需组织与领导。雷扎·巴列维虽未掌控运动，但已成为统一象征，能连接君主主义者、共和派、世俗活动家、改革派宗教人士及不满精英。以色列应帮助建立具有资金、组织与过渡框架的伊朗主导平台，以激励商界、宗教界、技术官僚及安全部门人士支持变革，并提供安全退出与有序过渡路径。

二是削弱政权凝聚力。政权垮台往往源于内部背叛、中立或拒绝镇压。以色列情报能力可洞察伊朗安全部门、宗教阶层与经济精英的裂痕，通过与华盛顿及可信伙伴协调，扩大裂痕而非意外强化团结，提升精英成员倒戈的可能性。

三是干预信息空间。伊朗危机时首要反应是隔离：断网、干扰平台、传播宣传、追捕组织者。以色列可协助伊朗民众维持独立媒体与安全通信，增强公民社会力量，影响精英决策，尤其对中层安全部门人员，通过放大不满情绪并传递“安全退出”信号，可能在下一轮动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此外，以色列应与美国持续施加经济与外交压力，限制伊朗政权镇压预算。卡普兰警告，政权脆弱期往往短暂，德黑兰将不断适应与重建。仅靠空袭无法制造革命，但以色列可停止将政权更迭视为口号，转而实施安静、协调、现实的战略。伊朗未来属于伊朗人，但以色列因安全利益，必须确保这一未来有机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