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居民因无法获取死亡证明陷入法律困境
自2023年10月起，加沙地带持续遭受军事打击、大规模流离失所及人员失踪，导致死亡登记系统濒临崩溃。大量家庭无法为失踪亲属获取法律认可的死亡证明，导致继承权、银行账户访问、社会救助及子女监护权等基本权利受限。
根据巴勒斯坦社会与经济进步研究所（ISEP）与Palestine Reporting Lab合作开展的调查，基于加沙53个地点600人的样本数据，估计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失踪人数超过51,000人，其中约14,000至15,000人仍下落不明。42.9%的失踪家庭表示难以获得死亡证明，近半数失踪者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
加沙女性尤其面临困境。加沙妇女事务中心律师萨玛·阿尔-谢里夫（Samah Al-Shareif）指出，一名退休男子失踪后，其妻子无法获取银行账户或养老金，银行要求提供死亡证明或本人到场。她因此陷入无收入、无保障的状态。此外，28.6%的家庭在子女监护权方面遭遇困难，14.3%在婚姻或离婚方面受阻，33.3%无法访问关联银行账户，19.1%无法获得针对寡妇或失亲儿童的援助，9.5%无法继承遗产。
儿童处境更为脆弱。加沙最古老的福利机构“希望孤儿院”（Al Amal Institute for Orphans）负责人内达勒·贾拉达（Nedal Jarada）表示，许多儿童因父母失踪被归类为“事实孤儿”，机构需收集亲属求助记录、通讯记录等证据以提供帮助，但证据常不可得。他指出，对许多家庭而言，确认亲人死亡反而比承受完全不确定性更容易。
加沙当局于2023年11月提议，失踪超过六个月即可视为死亡，但被位于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司法部门以现行法律要求四年为由认定“非法”。2024年1月，PA内阁宣布成立国家任务组，通过司法部推出在线登记表，但尚未实际运作。
人权专家呼吁建立统一失踪人员数据库，纳入证据及家族基因样本，确保透明管理。同时建议发放“缺席证书”，在不宣布死亡的前提下，允许家庭获取必要法律服务与援助，同时保留追责可能性。阿尔-谢里夫强调：“缺乏法律机制承认失踪作为一种独立状态，导致失踪者亲属陷入生死之间、责任与无力之间的困境。”
本报道由Just Vision旗下Palestine Reporting Lab与WIRED合作完成。
编辑点评
加沙失踪人员无法获得死亡证明的问题，已从人道主义危机演变为系统性法律危机，其影响远超加沙本地，触及国际法、人道援助机制及难民权利保护等全球议题。在战争与封锁背景下，死亡证明不仅是行政手续，更是法律身份确认的核心，直接关联继承、监护、金融、婚姻等基本权利。当前加沙与拉马拉的行政割裂加剧了问题复杂性，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法律僵化与现实需求脱节，凸显战时法律体系的脆弱性。
国际社会对失踪人员的保护机制，如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要求政府有义务调查失踪案，但实际执行依赖于国内司法与行政能力。加沙现状表明，当战争破坏国家机器时，国际法的保障能力面临严峻挑战。若不建立紧急法律机制，如“缺席证书”或数字化失踪数据库，将长期损害家庭权利，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长远来看，此事件可能推动国际社会重新思考战时法律框架的灵活性，推动“紧急状态下的法律过渡机制”发展。同时，数字证据记录与基因数据库的建设，可能成为未来人道干预的新标准。此举对其他冲突地区如叙利亚、乌克兰、也门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