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被指合法正当

2026年3月9日，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冲突进入第二周。尽管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以色列方面坚称其行动是履行国家主权和保护公民的正当职责。

犹太人民政策研究所（JPPI）副总裁沙基·弗里德曼博士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表示，此次行动符合19世纪确立的“卡罗琳号测试”标准，即在威胁“即时且压倒性”时，国家有权采取先发制人措施。

“等待一个拥有核能力的国家率先发动攻击，是对国家首要职责的违背，”弗里德曼指出，“法律基础在于证明所谓‘首次打击’实为针对已形成、正在动员威胁的预防性干预，而非无端升级。”

此次打击被视为长期冲突的“预防性终结”，而非战争的开端。弗里德曼强调，2026年的一大法律转变是打破长期以来的“代理人虚构”概念——即将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视为伊朗国家的“功能性器官”，推动建立“国家责任”模式。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以色列正在挑战‘有效控制’标准，”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武装、资助并为某组织提供战略目标，联合国应降低‘高门槛’，采用‘功能性’战争定义。”

以色列方面重申，国际法并非“集体自杀条约”，但在面对生存威胁时，军事行动仍须遵循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弗里德曼强调：“即使面临生存威胁，法律仍要求军事行动严格限于中和特定威胁所必需的范围。”

他进一步指出，以色列主张的是法律解释的演进，而非抛弃国际法，目标是确保法律在应对非国家行为体和核扩散现实时，仍能保护受害者而非成为侵略者的工具。

尽管外部舆论聚焦于国际刑事法院（ICC）和制裁威胁，弗里德曼警告，国内风险同样严峻。长期战争状态可能使“安全必要性”成为绕过司法和议会监督的永久借口。

“主要风险在于，‘安全必要性’可能被用来绕过司法和议会的制衡机制，”他提醒，“解决方案是确保赋予军队的法律空间保持透明，并接受司法审查。即使在多十年冲突中，国内制度也必须维持‘国家性’——即法律高于任何临时政治或安全利益。”

最终，弗里德曼认为，以色列最大防御既是对外也是对内的——即维护其民主制度的韧性。“在法律正当性无法保证外交豁免的环境中，以色列内部法律体系的坚强是最后防线。”

3月8日，德黑兰沙赫兰油库在美以联合打击后起火，多辆油罐车和车辆被毁（图源：Hassan Ghaedi/Anadolu via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