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通过恐怖主义死刑法案 遭人权组织提起宪法挑战
2026年3月30日，以色列议会（Knesset）完成对一项针对恐怖主义的死刑法案的最终审议并正式通过。该法案允许在特定恐怖袭击谋杀案中判处死刑，同时在西岸军事法院中将死刑设为默认刑罚，仅在极少数例外情形下可免于执行。法案通过后，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ACRI）立即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废除该法，并申请临时禁令暂停其实施。
ACRI在诉状中指出，死刑本身在宪法原则上即不可接受，因其对生命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该组织强调，国会通过的法律架构实际上形成了“两条平行法律路径”：一条适用于以色列刑事司法体系，另一条适用于西岸军事法院。军事法院路径大幅降低程序保障，允许非一致同意判决死刑，并剥夺军事指挥官的赦免权。ACRI还批评法案新增罪名条款具有针对性，实质上只适用于巴勒斯坦人，而对犹太籍犯人实施相同行为则不适用。
法案规定死刑执行须在最终判决后90天内进行，ACRI认为该时限过短，无法充分保障上诉、赦免申请或澄清冤案的机会。该组织警告，任何司法系统均可能出错，加速执行死刑将显着增加误判致死的风险。此外，ACRI指出，以色列国会无权直接立法管辖西岸地区，该地现行法律框架下由军事指挥官行使治理权，新法将使指挥官陷入以色列国内法与国际法义务之间的两难。
国际社会对法案表示强烈关切。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四国外长此前呼吁以色列放弃该法案，联合国专家亦警告，强制性死刑条款可能违反生命权，并构成对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此外，多个组织包括人权组织Adalah、Zulat研究所、人权拉比组织等均表态将跟进提起诉讼。反对派议员吉拉德·卡里夫称该法为“耻辱”，指责其以换取宗教学校资助为交换，牺牲法治原则。Zulat研究所称其为“针对阿拉伯人的死刑法”，并誓言捍卫以色列作为犹太民主国家的特性。
该法案标志着以色列在死刑问题上的重大转变。尽管死刑仍存在于少数例外条款中，但以色列历史上仅执行过两次死刑，最近一次是1962年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处决。若新法实施，将终结超过六十年的暂停期。目前，最高法院已受理ACRI的紧急申请，将迅速审理是否应暂停法案生效，以待宪法审查结果。
背景补充
该法案审议期间，安全与法律专家多次警告其缺乏威慑力证据，且可能激化暴力。反对派议员指出，立法过程中未提交任何专业研究支持死刑的威慑效果。尽管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投票支持，但法案仍面临国内外广泛批评。法律挑战预计将迅速展开，成为以色列司法系统面临的重大宪法考验。
编辑点评
该法案的通过及其引发的法律挑战，标志着以色列在司法与人权政策上的重大转折，具有深远的地区与国际影响。首先，法案在法律架构上明确区分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适用的刑罚体系，实质上构成系统性歧视，违背国际人权法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平等原则。这种“双标司法”不仅损害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也可能加剧巴以矛盾，为地区暴力循环提供借口。
其次，该法案的实施将对中东地区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国际社会包括欧洲多国外交机构及联合国专家的联合批评，反映出全球对以色列单边司法扩张的担忧。若以色列执意执行死刑，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效仿“以暴制暴”的司法模式，冲击国际法中对死刑的普遍限制趋势，进一步削弱全球人权治理共识。
再者，该法案的宪法挑战将考验以色列司法独立与政治权力的边界。最高法院若裁定暂停或废除该法，将巩固司法权威；若维持其效力，则可能强化政府在安全议题上的绝对主导权，埋下法治退化的风险。未来，此案的判决结果或成为中东地区人权与安全政策博弈的标志性事件，影响长期和平进程。
此外，法案的通过与政治交易的关联（如卡里夫所指的“宗教学校资助换死刑”）暴露了以色列政治体系中的深层问题。这不仅削弱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也可能加剧社会分裂。长远来看，若以色列无法在安全与人权之间取得平衡，其“犹太民主国家”的自我定位将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