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犹太母亲指控救援组织Grey Bull Rescue要求筹集100万美元才放行女儿撤离以色列
2026年3月16日,美国籍犹太心理学家劳伦·霍夫斯塔特(Dr. Lauren Hofstatter)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指控非营利救援组织Grey Bull Rescue在协助其女儿从以色列撤离过程中,要求其家庭及其他家长筹集100万美元,否则拒绝安排航班。
霍夫斯塔特表示,其女儿于3月12日中午从耶路撒冷出发,随约150人的团体搭乘Grey Bull Rescue组织的撤离行动前往约旦,原计划经欧洲返回美国。但抵达安曼机场后,因航班延误至次日凌晨3点仍未起飞,团队被迫转至酒店住宿。3月14日,霍夫斯塔特收到女儿消息,称缺乏符合犹太教规(kosher)的食物,处境艰难。她随后获得拉比颁发的豁免令,允许女儿在约旦食用非犹太教规食物并必要时在安息日(Shabbat)乘机。
霍夫斯塔特称,救援组织创始人布莱恩·斯特恩(Bryan Stern)在视频中向团队表示,此次行动募捐金额为“Grey Bull Rescue历史上最少”,需筹集100万美元以支付航班费用。她还指控斯特恩威胁将一名青少年滞留机场,并称其行为构成“人质挟持”与“勒索”。
斯特恩强烈否认指控,称其“荒谬且已被驳斥”。他解释,原定航班因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而延误,且因部分成员需遵守安息日规定而无法飞行,故团队决定暂停至安息日结束后再行安排。期间,所有人员被安置在安曼五星级酒店,由60名武装人员及约旦特种部队保护。斯特恩强调,他并未强制要求捐款,仅告知团队需筹款,并鼓励成员直接支付包机费用以节省手续费。他还称,自己是“首个在约旦建立犹太教规厨房”的人,解决了当地无犹太教规食品的难题。
美国国会众议员南希·梅斯(Nancy Mace)表示,她已随团参与救援,对霍夫斯塔特的言论“深感冒犯”。她称,斯特恩在得知南卡罗来纳州家庭滞留后,三小时内即抵达以色列与约旦边境,10小时内协助该家庭抵达安曼,并于次日安排免费航班送其返美。梅斯称,Grey Bull Rescue是她“见过最值得支持的非营利组织”,并质疑霍夫斯塔特“如何能要求孩子免费撤离而无需支付昂贵机票或依赖未付费的救援资源”。
约旦驻美大使馆及美国国务院也介入协调。约旦大使霍尔茨尼德(Ambassador Holtsnider)与美国国务院特使团队合作,确保撤离安全。大使拉比·耶胡达·卡普隆(Ambassador Rabbi Yehuda Kaploun)致信霍夫斯塔特,称“让儿童滞留以筹款是错误的”,并称其团队已与美国国务院协调解决食宿问题。
尽管事件引发争议,多数家属对Grey Bull Rescue表示肯定。一名家长称:“最终孩子全部安全、健康返家,且无家长支付任何费用。这种指责完全无视团队为救援所付出的努力。”另一名参与撤离者表示,斯特恩在首次Zoom会议中即说明资金紧张,需筹款以争取直飞佛罗里达,但从未要求“必须捐款才能回家”。
目前,Grey Bull Rescue称其救援行动仍在继续,但因部分捐款人因霍夫斯塔特视频而撤资,未来救援能力面临挑战。
主要事件时间线
- 3月12日:霍夫斯塔特女儿随Grey Bull Rescue车队从耶路撒冷出发前往约旦。
- 3月12日晚至13日:团队在安曼机场等待航班未果,转至酒店。
- 3月14日:家属收到女儿关于食物短缺的紧急消息。
- 3月16日:霍夫斯塔特发布指控视频,引发舆论关注。
- 同日:斯特恩回应否认指控,梅斯发表支持声明,卡普隆致信表达关切。
- 3月17日:部分参与撤离者发声,部分支持救援团队,部分支持霍夫斯塔特指控。
双方立场概要
- 霍夫斯塔特:指控Grey Bull Rescue以“人质挟持”方式索取捐款,威胁滞留人员,涉嫌勒索与欺诈。
- 斯特恩:否认勒索,强调团队安全措施、犹太教规饮食保障及志愿者性质,称募捐为透明必要之举。
- 梅斯与卡普隆:支持救援行动,强调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协作,批评霍夫斯塔特言论“不尊重生命救援”。
当前状态
所有撤离人员已安全返美。Grey Bull Rescue继续运作,但面临资金压力。事件仍在社交媒体发酵,引发关于非营利组织透明度、人道救援伦理与公众信任的持续讨论。
编辑点评
此事件凸显在高度紧张的国际冲突背景下,人道救援组织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运作困境与公众信任危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2026年3月15日)引发大规模撤离需求,Grey Bull Rescue作为非营利、志愿者主导的救援团体,在缺乏国家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承担了复杂战争环境下的平民撤离任务。其募捐机制虽符合非营利组织运作逻辑,但在紧急情境下,公众对‘安全优先’的期待极高,任何资金请求可能被解读为‘勒索’,尤其当涉及未成年人时,情绪化反应极易放大。霍夫斯塔特的指控虽未被全部证实,但其内容触及公众对非营利组织透明度与道德边界的敏感神经。国会众议员梅斯的介入显示,美国政府对民间救援力量的重视与依赖,也暴露出国家应急体系在极端危机中的响应局限。长期看,此类事件将推动国际社会对民间救援组织的监管框架、资金透明度及危机沟通机制的完善,同时可能加剧对“人道主义”与“资本驱动”双重属性的伦理讨论。若类似争议频发,可能削弱公众对非政府救援组织的信任,影响未来危机中的动员效率。